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，也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这是我国向“第二个百年”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，在这一充满挑战的新征程中，教育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。2020年，教育部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，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，更加深入参与全球重大教育行动与教育治理，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。

    不管是“引进来”还是“走出去”，都需要务实的工作与长远的计划。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的大背景下，如何利用前沿技术开创国际教育合作的新道路，搭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交流平台，最终实现教育体系搭建，已成为当前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

    在教育部大力支持下，经国务院批准、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（以下简称交流协会）主办的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正是我国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抓手与锚点。这一教育年会自2000年起每年举办一届，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，也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教育盛会之一。

    在本年度年会举办前夕，《留学》采访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永利。这位曾在多个中国驻外大使馆负责教育交流工作的秘书长，与我们分享了他对新时代国际教育交流的看法与心得。

    丰富人生经历 积淀工作经验

    纵观王永利的职业道路，他的职业发展始终与“国际教育交流”牢牢联系在一起。1984年大学毕业后，他就进入了教育部外事局，即如今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工作，我国留学从以公派留学为主到如今发展到自费留学成为主流，王永利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，并为我国的教育交流事业发展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和贡 献。

    王永利在教育部的工作，与我国对留学事业的规划也密不可分。无线电物理专业出身的他，需要为当时的公派留学生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服务。“改革开放后，国家大量派出理工科专业的学者、学生出国留学，在工作中逐渐发现，管理人员只懂外语是不够的，与留学人员的互动不够顺畅，所以引入了一批理工科专业的人充实到队伍中。”王永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开始了他辗转于各国之间的工 作。

    “有时候，‘行万路’可能比‘读万卷书’还重要。”回想过去几十年间在各国的教育交流工作，王永利认为，这些由不断转换的工作地点标注的人生经历，经过总结内化为自己的经验后，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。目睹了近些年来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事业迅猛发展的他，对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的巨大变化，也有不少感触。

    “八九十年代，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寻找资源为学生们提供奖学金。从学生、学者的角度来看，那时留学生的经济水平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。”王永利回忆，自2000年后，留学生群体不断扩大，并且逐步向以自费出国为主体转变，使领馆人员的工作模式也改变了许多，起初他们需要在很多方面管理和支持学生，而如今学生在经济上基本独立，只有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才会求助使领馆。“1998年我从英国离开时，中国留学生只有8000多人，但去年（2020年）我再度从英国回国时，中国在英留学生已经接近22万人。”

    谈到如今学生对专业的选择，王永利还对《留学》记者卖了个关子：“以英国为例，在英国中国留学生就读最多的学校是哪个大学？可能几乎没有人能猜得到——是伦敦艺术学 院。”

    对于留英群体以及相关工作变化的总结，只是王永利丰富的国际教育交流工作历程的管中一窥。对他而言，在教育交流与合作这条主线上，每个工作岗位都意味着新的挑战，过去的工作积淀便成了应对挑战的有力凭借，“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大家工作努力的方向基本一致，更重要的是积累下来的与外国人交流的方式，以及如何把握形势的经 验。”

    留学意义与文化交流

    谈到出国留学，王永利持非常肯定的态度，“我认为只要条件允许，年轻人能去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沉浸一段时间，这是很重要的经历。”至于留学的意义，则是他在几十年工作历程中始终在考虑的问题。随着年龄渐长和工作经历日渐丰富，他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。

    “我认为，出国学习并不只意味着去学习知识和技能，最重要的是沉浸于不同的文化氛围，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，影响自己的思维方式。”在他看来，单一的技能与知识只能应对当下的问题，能力与思维方式才是构成一个人高素质的本质内 涵。

    “在目前的大环境中，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求职者中仍然是稀缺资源，但有些‘海归’仍然成了‘海带’，这就体现出了差距。”在长期的驻外工作中，他接触了不同时代、不同年龄的众多留学生，学生之间的思维方式差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“有些人全力以赴只是为了学位，但有些人则在学习过程中更广泛地关注社会，拿出更多时间与当地人交流，那么同样拿到学位后，两者之间的能力与思维方式就会有很大差别。”王永利表示，出国留学“学什么”始终是广大留学生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。

    留学在当代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也赋予了交流协会推动中外教育交流的工作独特意义。2021年是交流协会成立40周年，王永利将协会工作的核心总结为“开渠道、搭平台”。40年来，交流协会立足国内、面向世界，引领中国民间教育国际交流战线建设了主体多元、覆盖广泛、规模庞大的网络体系，开展了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影响深远的交流活动，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，推动中外教育交流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 献。

    “我们搭建平台为学校、老师和学生提供帮助，受益的也将是他们。”王永利表示，协会所进行的工作，最终都要落点在接受教育的人身上，帮助广大学生们接触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，推动国内外教育领域的互通有 无。

    育新机 开新局

    新形势下的中国国际教育年会

    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，交流协会始终致力于为广大学子与教师、高校乃至整个教育界搭起自由交流的平台和桥梁，而作为协会自主搭建的最重要平台，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二十余年中，始终紧跟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大政方针，聚焦国际教育领域热点、前沿议题，不断拓展服务教育一线国际化能力建设的广度、深度，为助力中国教育发展和对外开放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年会不仅是国际教育工作者的盛会，也是教育界的“风向标”和“助推器”，是展现中国教育自信、开放、包容的窗口。

    王永利对《留学》记者介绍，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不仅能政策解读、学术研讨、凝聚国际教育共识，同时也能帮助中外院校对接合作需求，助力院校国际化能力建设，精准匹配合作伙伴。此外，年会能够集中展示境外优质教育资源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多元化教育需求。每年约500家参展院校，2000多名来自近40个国家的海外院校代表参展，无疑为教育领域的各方人士提供了不出国门的面对面国际交流机会。

   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让国际教育格局产生了新变化，也催生着从业者更多的思考。及时调整国际教育交流的路径，利用好前沿技术，对世界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。2021年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的主题是“育新机，开新局，建设开放的高质量教育体系”，探讨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，谋划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。

    “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，我们要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以及‘十四五’规划，而且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”王永利向记者分析了这一主题背后的思考，并指出了其中内涵，“‘十四五’期间我国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，教育要由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提高，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教育就必须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，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，只有与世界教育发展同频共振、深入融合，我国教育才能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。”他表示，希望本届年会的主题能凝聚国际教育工作者的共识，推动他们把握机遇，以开放促改革，以开放提质量，开创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。

    王永利介绍，本届年会将会有32场平行研讨会，内容涵盖高等教育、职业教育、基础教育、专题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，研讨重点主要包括疫情对国际教育合作带来的挑战与对策，双、多边教育合作研讨，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和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以及专题教育国际研讨。不难看出，研讨会议题与当前世界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密切相关，既包含了疫情影响等短期内的话题，也包含了未来长期合作交流的探讨，其中，中美、中英等教育大国的对话，来华留学、中外合作办学以及职业技术教育、女性教育等话题，都与人们当下乃至未来的发展密不可分。

    充满挑战的时代

    教育交流仍需创新发展

    疫情常态化之下，应当加强国际教育合作、培养全球人才，还是寻求脱钩？要联合做大教育交流合作蛋糕，还是关起门来做教育产品特供？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在采访中，王永利给出了明确的答案。

    王永利向《留学》记者表示，交流协会希望能够以教育年会为基础，搭建一个拥有更大规模和更大影响力的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平台，“要真正达到NAFSA（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）年会的规模，可能需要8到10年时间，但我们需要先确定目标，根据自身的能力和需求，结合国际环境的变化，设计一个全新的平 台。”

    这一对于未来的设想，有中国教育的现实基础，“我们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，最多的出国留学生，经历过去40年的发展，教育已有了一定的基础。”王永利看到，未来国际教育领域的“中国声音”将是工作的重点，“我们需要有中国的话语权，而不是止步于模仿他人。我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创造出更好的模式，也应当设置更高的标准和更高的要求，为全世界提供教育服务。”

    想要实现这一目标，仅有顶层设计显然还不够，人才是个中关键，特别是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，创新国际教育交流方式，开辟新道路以促进人才的培养，不被疫情按下“暂停键”，是教育交流的重要方向。“回应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，是全球教育的共同责任，也是各国教育的发展机遇，我们有义务培养更契合时代发展的优秀人才、夯实更加互信的友谊根基，这也是教育国际交流的意义所在。”

    谈到创新的具体方面，王永利认为，一是团结合作，二是科技赋能。他表示，疫情让中国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交流合作的重要性，更应携手聚焦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，合作探索解决办法和方案，推动互学互鉴，实现全球治理互利互惠。同样地，疫情期间在新兴技术基础上飞速发展的新型交流形式，让科技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教育内容、重塑了教育形态，科技在优质教育均衡和多样性的发展中，必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    为了应对疫情发生后的变局，交流协会经过一年多的创新实践，总结出了一套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民间教育合作交流新思路新举措，真正做到了“人可以不见面，推进合作不能停”。5G、远程连线、视频直播、融媒体等新兴技术，让协会持续开展国际会议、师生学者交流，拓展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国际合作网络，并在线上深度参与了联合国系统机构和WFCP（世界职业院校与技术大学联盟）、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等活动，巩固加强中国—中东欧国家、中国—欧洲、中国—东盟等合作。

    对于科技发挥的巨大效用，王永利也感触颇深，“过去，我们将技术作为辅助，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技术可能成为未来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”同时，他也对目前中国教育对技术的应用有所担忧，“疫情来临以后，我国响应非常迅速，提出了‘停课不停学’，但很可惜的是，教学恢复正常后，很多学校就将其放到了一边，没有继续探索。”

    王永利表示，未来在线交流将成为教育交流的大趋势之一，一方面，新兴技术拓宽了信息传递的受众面；另一方面，课程教学也将迎来崭新的模式。“很多知识型、技能型的内容，可能不再需要依托于课堂，教师在课堂上将更多开展讨论，为学生赋能。”